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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评论家,专栏作家。本名周虎城,亦用名迅之。鲁迅同宗,胡适同道.格言:民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不民主。msn:kangbud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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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7月10日精彩言论汇编及点评  

2007-07-21 17:41:24|  分类: 个人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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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精彩言论选编(初稿)
1,汪丁丁《表达权是关键》
权利首先是权利意识,这意识若仅仅是潜在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就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我同意一位朋友的看法:是关键性的新闻事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为关键性的新闻事件,相当于“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当大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就从潜在的转化为显在的,从而极大降低了维护权利的成本。协调均衡可以将大众对一项权利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力量——即权力,从而迫使侵犯该项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让步。人类的权利史,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是权利从上层集团逐渐扩散到大众的历史。
 本人点评:关键性的新闻事件首先考验的就是汪丁丁先生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捍卫自己的表达权。在重大突发性社会事件上失语,是近年来知识界的普遍现象,许多人在发言之前已经学会了做风险预期,并基于不可知性而缄默不语。在一个尚不成熟的社会,表达权从来都是需要靠争取来增多的,因此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弥足珍贵的地方。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赖于大众媒体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但这需要知识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公共性的表达权。


2,党国英股田制不是农村土地改革的方向》
     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劳动力较多,而土地相对较少,规模经营遇到困难。中国农村的“人地比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搞出像美国那样的“规模经营”来。规模经营的发展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实现逐步去推动,而不要想着法子去驱赶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我特别要说明,在农业领域,连西方国家也十分慎重地对待城市资本“下农村”搞农业雇佣劳动制度;他们把“耕者有其田”看做是建立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原则。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应该多尝试承包权的“物权化”,以保障农民拥有真正的土地财产权等等。
(南方都市报 7月4日)

3,盛大林 《从"限价"成风看权力退出市场之难》
      兰州牛肉面限价风波还未过去,成都又将进行猪肉限价。这一波接一波的“限价”,是一股市场的“逆流”。吁请行政权力进入或留在市场,无异于“与狼共舞”或“引狼入室”。其实,近年来政府的屡次出手,不仅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是越干预越糟糕。但既然人们还对行政干预心存幻想,那就让市场继续“教训”这些人吧。
(中国青年报 7月10日) 4,周其仁 《不开放焉能兼顾城乡》医疗服务要兼顾城乡,惟有坚持开放。这个结论,是从历史经验里来的。说来不容易相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可是医疗服务的全面开放,至今也没有破题。现在讨论医改,不要把这一点忘掉了。回顾历史,1978年之前怎样也摆不平的医疗城乡关系,是不开放环境的直接产物。人类的医学知识、经验和技术,从来就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积累、发展起来的。不过,开放从来就不限于科学技术这样单一的层面。(经济观察报 7月9日)
 
5,郑永年  《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
(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件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则是被成千上万个高度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瓜分的。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转化成为国家力量。)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如何集权?关键在于民主。民主并非只是选举体制的确立那样简单。概括地说,民主就是要增加国家各项制度中的人民性,就是说让人民来参与国家制度,分享国家权力。只有当人民的权力转化成为了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有了人民这个基础,中央集权才有可能。如果不能把人民从地方化了的政权和组织解放出来,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就无从谈起。而如果人民不能享受公民权,那么中央集权就会空中楼阁,更不用说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0日)
 
6,孙立平: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
(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公共政策的取向。 事实上,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问题的刻意回避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

(经济观察报 77日)
本人点评:首先需要追问是谁迫使底层沦陷?近年来,“仇富”、“仇官”现象逐渐泛滥,这样一些社会病当然是不正常的,但公共政策应穷究的是从病因上治理,而不是只看病果。苍白无力的教条言说对民间情绪只能起反作用。孙立平先生的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沦陷的无奈,字字当哭。毕竟没有谁一开始就愿意沦陷,在沦陷的可能和成功的曙光面前,选择是毫无疑虑的。而当这一缕曙光都被遮蔽的时候,沦陷与仇恨就会自然而然地孳生蔓延。因此,公共政策的制订就越发需要来自底层的声音,而不仅仅是一些自诩的代言人。(本点评载南方周末评中评栏目
 
7,陶东风:我们是要众声喧哗还是要鸦雀无声
厦门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公开理由是清洁网络环境,防止网络上出现不负责任的诬蔑和低级的谩骂。但是,人们在实名情况下常常因为惧怕打击报复而不能讲真话。这个结果比起众声喧哗和泥沙俱下还要糟糕得多。媒体不止一次地披露了网络在揭示重大社会问题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网络的匿名制度。正是这种因为匿名性带来的民主和平等,使得很多弱者在网络上找到了揭示社会问题、申诉自己的冤屈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表达正义之声的渠道。(天益网 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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