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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评论家,专栏作家。本名周虎城,亦用名迅之。鲁迅同宗,胡适同道.格言:民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不民主。msn:kangbud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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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不是促使信息公开的唯一通行证  

2007-05-29 16:39:30|  分类: 世事评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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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不是促使信息公开的唯一通行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第492号国务院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明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同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从自广州肇始的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试验,到国务院公布信息公开条例,可以说政务公开已经在制度层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制度层面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现实实施的效力就可以达到制度制订的初衷。在中国现实政治的运作中,尚存有许多的潜流,这些潜流曾经使得“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现在也一样可以使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名存实亡。因此,必须挖掘民间的监督力量,形成政府与民间的双向良性互动,方能促使信息公开“落地”,而不是成为“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但是,如果将举报作为民间与政府互动的主要方式,其结果就几乎可以预测为“收效甚微”。举报本来就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产物,是在一个基本封闭体系下运行的方式,把举报视为打击政府信息闭塞的武器,固然有可行的因素,却难以排除“内部人掌控”的嫌疑。对于处理举报信息的公权力机构而言,他们可以选择及时处理举报信息,也可以选择搁置举报信息,甚至可以将举报信息交由被举报单位处置,这样的例子已经有过许多,也留下了不少惨痛的教训。由谁来监督“监督机关”,可谓从来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命题。 
 
  我们也要注意到,《条例》中的一些模糊话语在现实操作中难免会造成“灰色地带”。比如“应当给予处理”的“应当”二字就有极大的回旋空间,“应当”而不是“必须”,表明处理举报的机构可以有处理与否的选择权,也就是“最终解释权”。这些法制构架中的人治话语用得较多,就势必使得法律的约束性大为降低。政府信息公开也是如此,原则上要求公开和必须公开从来都是两种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信息是否公开不能由政府部门自由掌控,而必须有外力涉入促使政府信息真公开,方能避免出现空泛无物般的应付景况。 
 
  政府公开信息的实质表现就是对政府的限权,以使自上而下地由权力监督和制约权力的行政体系,转向一个以有限政府和公民本位为特征的现代公民社会。既然讲公民社会,就必然讲公民权利,尤其是知情权。问题是,知情权是否只应由政府部门单方面掌握?公民有没有权利主张并诉讼自己的知情权?举报不是促使政府信息公开的唯一通行证,我们要力避这种单一的由“内部人掌控”的方式,保障公民权的实现,实施多层次的信息公开监督体系。 
 
  政府信息公开意味着传统治理手段的革新。但是,封锁信息、掌握信息独断权的传统治理方式迄今还甚有市场。对待这种依靠权力形成的信息垄断局面,光靠举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得在制度权衡、法律构造上多多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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